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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

在1992年来临之际， 请接受我最热烈的新年祝福和我最诚挚的谢意。 我没有忘记您教授的“人民中国”的课程。您在巴黎学院教授的这门课深受学生的欢迎并让我得益非浅。

88年秋陪同您在北京各大学巡回演讲后， 我自己走过了一段坎坷跌宕之路并度过了一段困难的时光。

您离开五个月之后，学生运动爆发了。作为爱国救国学生的一员，我也怀着最良好的愿望并全身心的投入了这场运动。 我欢呼，我募捐， 我游行，我高喊， 我哭泣， 我的心也被坦克辗碎了。多少个让人激动不已的难以忘怀的日日夜夜！多少个忘了睡觉忘了吃饭的日子！ 

4月21日22日， 在举行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之前和之间， 我就昼夜守候在天安门广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达官贵人是怎样蔑视我们这些年青的爱国请愿者， 我义愤填膺并被震惊了。 

4月27日，针对荒唐可笑的426社论， 学生再次举行大游行， 我就在长安街的游行的队伍里， 我欣喜若狂， 我陶醉在游行的胜利之中， 警察组成的人墙被汹涌澎湃的人流完全冲跨了，这天我在北京国际饭店向法国电台的记者吐诉了我的喜悦， 但我没有敢直接在电台上现场讲话。

5月4日我在广场上汇入北京各高校的学生的人海之中。 这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反对政府拒绝真诚对话的节日。5 月13日， 我迎接了第一批绝食学生并参加了后勤服务。 一批一批的绝食同学在炎热的广场上接二连三的倒下， 救护车的呼叫声撕裂着大家的心， 热泪不停地从我的眼睛里流出。 

5月19日， 在屠户们开完会后，我眼含泪， 心含恨， 向北京的交通要道冲去， 就像所有不怕死的学生们一样。我们不但用嘴而且用身体说服军人不要前进。这是史无前例的英雄壮举， 是人民的胜利！

然后，谁也没有想到，十四天之后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子弟兵居然用他们的各种武器开道。 那天晚上，我就在西长安街上，目睹了他们怎样对人群近距离射击， 就像当年日本鬼子进城扫荡那样。人们愤怒了， 开始反击，开始怒吼“法西斯！法西斯！ 畜生！畜生！刽子手！刽子手！” 这些刽子手向怒吼声猛烈射击。一些年青人在枪林弹雨中倒下了，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几位骑三轮车的市民把倒在旁边的人抱上车并慌忙撤离。直到我看到留在地上的斑斑血迹， 我才意识到军人射出的真子弹， 而不是橡皮子弹。而学生们听到枪声时都天真地认为军人使用的是橡皮子弹。对伟大“母亲”的幻想结束了！发生在两年前的悲壮的场面永远镶嵌在我的记忆里。 

            随后就是秋后算帐，就是洗脑，就是统一思想！没有想到八十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居然遭受到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知识分子同样凄惨的命运！

            三个月后， 我被下放到离北京很远的一个小岛上接受思想改造。这是一种特殊的改造。我们共一百多人，在远离陆地的一个小岛上，住在那里的军营里。一年里我们度过了多少个艰难的日子。没有行动的自由， 没有言论的自由， 没有思想的自由， 有时甚至缺乏足够的食品和淡水。每天我们都听从连长的口令摇动着我们的手脚。刚到军营的时候，连长简直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在日复一日的政治教育会上，职业军人政客对我们进行了系统的洗脑。 他们一边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的阴谋， 一边通过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让我们相信， 他们进入北京时不但象天使那样， 而且还遭到暴徒的袭击， 而我们这些学生， 我们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罪行。 

我们想法设法了解外边世界的情况， 我们偷偷收听国外的电台。 当我们从电台上得知"母亲"的兄弟 - 罗马尼亚的独裁者- 被推翻的时候， 我们大家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啊！我们声嘶力竭的唱歌， 我们象醉鬼那样喝酒碰杯。 

第一个惨案纪念日的那天， 一个熟悉的声音， 一个亲切的声音忽然从法国国际电台钻进我的耳朵， 那是您的声音。您可不知道， 您以前的一位学生， 他正藏在黑暗中偷听着您的讲话。 您不知道， 当我听到您那么贴切的评论时， 我是多么地激动万分， 因为您通过广播高声地说出了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心中想说但又不能说出的话。 我多么想给您写信， 告诉我的经历， 我的想法。 但当时的环境不允许我提笔写信。我只能对着大海倾诉。 十个月后我回到了北京， 我的脑袋被彻底地清洗了，也就是说， 我原来对伟大“母亲”的最后一点幻想都被他们自己清洗得一干二净。

            当年在广场上流行中这样一种说法“先救国， 救不了国就出国”。当时流行的这句话随着学运的夭折开始生效。我回到北京后， 我的妻子雅莉已经办好了出国的一切手续。 您当年在北京也见过她。 我当年回国是为了她， 而当我回国， 她又准备出国了， 多么短暂的国内相逢！尽管我多么想把她留住， 但我最终还是让她在两个月后出去了。 在那样窒息的政治环境下她和我都缺少氧气， 我干吗把她死死留在北京呢？她离开后， 我没有任何继续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由了。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无法追随她到欧洲，所以我就只好浪迹北非， 以便和她靠近。 在这里我孤独一人， 但我的心却全在她那边。 我非常想念她。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多少年了。这种长时间的被迫的分离、这种天各一方的生活让我痛不欲生。对于我们这些年青的知识分子来说， 生活的道路坎坷不平。 在非洲的这些日子里， 我每天醒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去和她团聚， 陪伴她一起学习。 但怎么去欧洲还是萦绕在心中一个大疑问。。。。。。。

                                    1991年底